“Chinese Virus”背后的污名化：无知、恐惧与歧视|编译

Original 人大新闻系 RUC新闻坊 2020-09-04

北京时间3月1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在Twitter将新冠病毒称为Chinese Virus。随后，尽管中方外交部发言人多次表达坚决反对这种污名化的称法，但特朗普仍多次在公开演讲中用带有种族主义歧视的词语代替“新冠病毒”。3月25日，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FOX）采访时表示不再使用“Chinese Virus”这一说法。

污名化现象常见于公共卫生事件当中，指在没有证据表明某特定种族、地域或特征的人群的患病风险比一般人群的风险更大的情形下，仍将（疾病）风险与该人群联系起来。污名化与人类的传染病历史有何关联？它出现的原因是什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RUC新闻坊梳理了污名化的相关研究和报告，试图对“污名化”现象做更深入的了解。

一、历史上的疾病与污名化

传染病污名化并不适用于现代社会

（Infectious Disease Stigmas: Maladaptive in Modern Society）

作者：Rachel A. Smith和David Hughes，(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2014年4月.

Rachel A. Smith 和David Hughes（2014）讨论了污名化作为一种群体选择策略如何出现在人类历史中。

对于一个孤立的有机体来说，自我防卫具有进化上的优势，因此自然选择有利于适应，从而提高自我防卫能力。与生活在具有非亲属关系的更大群体（如一群椋鸟或鱼群）中有关的适应与捕食者-猎物动力学有关：当猎物生活在更高密度中时，单个猎物被吃掉的概率降低（Molles，2002）。选择行为在不同的层面均有体现，如个人、家庭单位（亲属）或群体（Bourke，2011）。重要的是，随着群体的社会防御机制的发展，群体成员的一致性变得更加明显（Wilson，2000）。团体的社会防御机制就是污名化。

在为生存而相互依赖的物种中，来自社区的排斥意味着由于感染、缺乏资源（例如食物）或缺乏保护以防范捕食者等因素的综合作用而迅速死亡（Wilson，2000）。事实上，捕食者通过观察不参与社会防御策略的越轨成员来适应社会防御，因而越轨者变得更容易被捕食。当人类生活在以家庭为基础的小群体中时，群体间的互动并不常见。而在因战争或贸易形成的大的群体中，从更长期的时间维度考量，因为近亲繁殖带来的基因成本，群体成员会进入新的群体生育和繁殖后代，而这些跨群体的人员往往是健康的青少年，而被排斥的成员很少进入另一个群体。因此，排斥不仅消除了在整个社区的进一步传播，而且消除了该疾病未来感染的可能性。

在现代社会，由于被感染者死亡率降低以及人与人联系更加便捷，污名化的办法并不奏效。事实上，通过增加联系，被排斥的人可以找到彼此，并且基于共同的信仰和被排斥的经历可能有更快的联系（Herek，2002）。在现代社会，传染病污名并不是阻止传染病传播的有效手段。此外，歧视传染病可能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为了避免被污名的痛苦，感染者可能会保守感染秘密（Smith，2011）。即使受感染者能够采取足够的预防行为来避免感染他人，保密的压力和预期的污名化也会产生生物应激反应（例如，皮质醇升高，Dickerson&Zoccola，2013），这是以降低免疫系统为代价的（Cohen，Janicki-Deverts & Miller，2007）。其他人可能会避免检测，以避免潜在的污名化，消除获得感染医疗治疗的可能（Smith，2011）。免疫系统低下的宿主（人类）可能更容易感染传染病，从而可能产生更致命和/或更具传染性的新菌株。

除了复杂化疾病动态之外，污名也是持续存在的：即使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某人没有（例如治愈）或从未被感染或感染（例如假阳性结果），在事后也没有一致、可靠的方法来消除污名（Smith，2011）。被错误地污名化的人仍然生活在压力和污名化之中，使这些人资源短缺或承受社会压力，而这些压力可能会损害他们今后的健康和幸福。这些影响也会转移给保守秘密的人，例如保守家庭秘密的孩子。(Goffman, 1963)

污名化，种族以及美国20世纪的疾病

(Stigma, race, and disease in 20th century America, Keith Wailoo)

作者：Keith Wailoo，（美）新泽西州立大学，2006年2月.

污名化经常会与种族和疾病联系在一起，Keith Wailoo（2006）就对美国在20世纪的种族和疾病污名化现象进行了梳理。

历史上，美国的非洲后裔遭受了基于对他们的种族特征和身份的揣测而形成的污名化。而当非裔美国人身患某种受到高度关注的污名化疾病时，这会成为他们的第二个污点。在整个20世纪的专业著作及广泛传播的图像中，种族、污名化和疾病之间紧密联系，而群体污名化和疾病污名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暴露出无法忽视的医学、文化和公共政策困境。

20世纪初，作为疾病的载体，被感染者们见证了疾病污名化和种族（群体）污名化的融合。在受传染病支配的时代，非裔美国人常常被描述为一个关键的疾病传播媒介，能够感染其他美国人口。

例如，钩虫在美国南部很流行，被认为是美国白人和黑人“懒惰的根源”，因为钩虫感染引起的贫血会让人昏昏欲睡。但在1911年的一篇文章中，医学研究人员这样解释这种疾病的发病率：“可能表明黑人把它从非洲带来了……并通过南方传播它……我们必须坦率地面对这一事实：黑人……因为他有对土壤造成污染的不卫生习惯……对他人具有威胁。”

Erwin Goffman后来评论道，“种族相关的集团污名”概念……通过污名化疾病的“血统”（“黑人”）传播，这两者相互作用，使非裔美国人受到双重污名化，被视为传染病媒介。在一个以种族隔离为特征的社会里，这种污名化的网络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某种程度的种族互动也不可避免。以肺结核为例，一位南方医生在1932年写道：

“保障黑人的健康不是与疾病作斗争，而是与身体、精神和道德上的劣等作斗争，与无知和迷信作斗争，与贫穷和污秽作斗争。”

疾病携带者的形象暗示着这个人群是一种社会威胁，他们有着集体的迷信、无知和不负责任的行为，被视为现代卫生观念和科学理解的顽疾。

二、当代社会的传染病与污名化

恐惧和污名化：SARS的爆发和流行

(Fear and Stigma: The Epidemic within the SARS Outbreak)

作者：Bobbie Person等，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004年2月.

在2003年的非典中，污名化现象同样广泛存在。Bobbie Person等学者（2004）在其研究中概述了对2003年美国SARS流行时相关的恐惧的快速评估、监测和处理，发现尽管恐惧、污名化和歧视在普遍公众中并不普遍，但亚裔美国人社区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对SARS的恐惧源于对一种未知病因和可能致命后果的疾病潜在的焦虑。在疫情爆发的早期，随着全球媒体在报刊、电视和互联网上对于亚洲这一重大事件的报道，对潜在SARS患者的污名化就出现了。研究表明，在严重的疾病暴发期间，当公众需要立即获得信息时，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将需要特别注意那些可能面临更大的恐惧、污名化和歧视风险的人群。

在SARS爆发期间，一些人开始害怕或怀疑所有看起来是亚洲人的人，并期望他们被隔离，不管他们的国籍是什么或者其本身的SARS风险因素。

NCID/SARS社区外展小组（编者注：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的国家传染病中心(NCID)组成了一个由14名成员构成的多学科的NCID/SARS社区外展小组）与CDC的公关人员合作，跟踪每天接到的与SARS有关的电话样本，特别注意与对亚裔美国人社区的恐惧、污名化和歧视相关的问题。

在2003年5月期间，共接到7,327通与SARS有关的电话；这些来电中有4013个（54.7%）是自动采集的。在这些抽样电话中，平均有10%的来电者表达了与恐惧、污名化和歧视相关的担忧。来电者可以表达不止一个担忧，主要的担忧包括：害怕购买亚洲商品（187个电话）；与亚洲人合作（83个电话）；住在亚洲人附近（45次）；和亚洲人一起上学（41次电话）；和亚洲人在同一个游轮或飞机上（77个电话）；教堂、学校或工作场所的问题（65个电话）。大多数SARS电话与传播、症状、疾病治疗和旅行警告有关。

污名化使传染病管理更加复杂

(Stigmatization Complicates Infectious Disease Management)

作者：Phil Perry和 Fred Donini-Lenhoff，美国医学会，2010年3月.

在《改变我们世界的12种疾病》，一部病原微生物研究史中，Irwin Sherman记录了传染病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其中包括结核病、流感、霍乱以及艾滋病毒/艾滋病。在他的研究过程中，他一次又一次地遭遇病人的污名化。污名化在全球卫生伦理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它阻止了那些患有疾病的人寻求治疗，引起对那些患有疾病的人的恐惧，对整个群体或社区造成偏见，在某些情况下，还导致了对污名化群体的暴力行为。出于这些原因，开明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试图消除污名化。

Phil Perry等学者（2010）列举了关于污名化疾病的一些史实，比如麻风病、霍乱、黄热病。然后指出了近年来的一些情况，比如，2003年SARS在香港爆发时，香港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受访者最害怕的是艾滋病，其次是肺结核和SARS。

正如Erving Goffman所说，历史上经常出现将某一种族、国家或社区视为疾病的源头或携带者的污名化，而且常常成为暴力的借口。例如，在黑死病期间，有说法认为欧洲犹太人通过毒水井造成了流行病；因此，数千人被杀害，整个社区被消灭。而德国纳粹使用犹太人作为传染源的比喻，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因为它呼吁种族应当“纯洁”“洁净”和“卫生”。

今天，媒体的报道与常见的神话和误解结合起来，使公众的恐惧具体化，并为遏制疾病（及其携带者，无论是实际的还是假设的）而采取的严厉措施提供了理由。语义也很重要。从19世纪80年代末以来，人们就已经熟知流感大流行的名称：俄罗斯流感、西班牙流感、亚洲流感、香港流感，以及在2009，许多H1N1被称为“墨西哥流感”。

以国家或者病毒最早爆发的地区来命名一种疾病，实际是强调“他者”因素，并使压制政策（看似是针对疾病，但实际上是针对“他者”相关利益的）在政治上更易被接受。

三、污名化形成过程中的五个重要因素

污名化及其对公共卫生的影响

(Stigma and its public health implications)

作者：Bruce G Link和Jo C Phelan，（美）哥伦比亚大学，2006年2月.

Bruce G Link和Jo C Phelan（2006）认为，污名化是一个过程的结果，在此过程中，五个相互关联的部分相结合，从而产生污名化。

第一个部分中，人们识别并标记他人的差异。尽管大多数人类差异与社会无关，但在许多社会语境下，肤色、智商和性取向等差异是非常显著的。较为关键的是，存在一个社会选择过程来决定哪些差异是相关的、重要的，而哪些不是。

污名化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涉及刻板印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被标签化的人与不受欢迎的特征联系起来。

在第三个组成部分中，做标记的人将“他们”——被污名化的人群——从“我们”中分离出来。

在第四部分中，被污名化的人遭受歧视、丧失地位。我们推断，当人们被贴上标签、被区别对待，并与不受欢迎的特征相联系时，他们就有了贬低、拒绝和排斥这些特征的理由。

最后，如果没有第五个污名化成分，即行使权力，就不可能有任何污名化。

在低权力群体试图逆向抹黑的情况下，权力的基本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接受精神疾病治疗的患者可能会给他们的临床医生贴上“推销者”的标签——即冷漠、家长式作风、傲慢自大的“他们”，让人鄙视和回避。然而，由于患者缺乏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上的权力，他们的消极情绪对于医护人员而言，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医护人员很难被污名化。

四、污名化有何影响

新发传染病的污名化：艾滋病与SARS

（Stigmatization of Newly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AIDS and SARS）

作者：Don C. Des Jarlais等，New York Academy of Medicine，2006年3月.

首先，污名化会大大增加患者的痛苦。第二，患有或有患病风险的人可能会避免寻求医疗保健，使公共卫生当局更难控制疾病。第三，从事这一领域工作的专业人员和志愿者也可能受到污名化，导致更高的压力和倦怠率。最后，如果人们避开与疾病相关的群体或地理区域，污名化可能会造成相当大的经济损失。

在整个历史中，有疾病的人似乎都被污名化了。在过去，污名化和由此产生的社会回避可能有助于减少传染病的传播，隔离和避免与疾病有关的人和地方接触可能仍然有助于控制一些疾病。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出现的传染病，污名化和对污名化的恐惧也可能会积极增加疾病的传播。

患有或有可能患有污名化疾病的个人或许会逃避就医，以避免被污名化。而因为对传染病的污名化可能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政府可能会试图在其境内压制有关新出现传染病的信息。因此，在当今时代，控制新出现的传染病将要求我们提高能力，改善与此类疾病相关的污名化。

五、如何消除污名化

污名化在20世纪时早已有之，该现象为个人、群体以及社会都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并且使患者被迫隐瞒自己的病情，从而导致社会隐患的产生。污名化现象已经成为了隐私法和反歧视法当中的重要议题。尽管如此，目前为止缺乏一个普遍接受的“污名”定义，而对于污名化的法案也仅限于精神疾病、同性恋等，并未普遍延伸到传染性疾病。

针对本次新冠肺炎疫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出台了相应的指导手册，详细介绍了社会污名化（social stigma）的定义、原因、影响和解决方法。证据显示，对传染病的污名化和恐惧阻碍了人们的应对措施。因此，有效的方法是建立可靠的医疗系统和咨询建议，表达对被感染者的同情，加强对疾病本身的了解，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以帮助人们能够保护自己和亲人的安全。我们需要一个环境使人们能够公开、真诚、有效地讨论疾病及其影响。以下是一些关于如何处理和避免社会污名化的方法：

词汇使用

在谈论新冠病毒时，某些词汇和语言的使用可能会对人们的认知造成负面影响，并且助长了污名化现象的产生。这将会加强疾病与其他无关因素之间虚假联系，从而引起大范围的恐慌。在所有的沟通渠道中，我们推荐一种“人本位”的语言模式，尊重所有的人们。媒体的用词尤为重要，因为它们会塑造人们对新冠病毒的沟通和交流模式。负面报道可能会影响患者、家属及社会对疾病的看法和治疗方式。

尽我所能

政府、媒体、社区、意见领袖和公民在预防和制止对中国和亚洲的污名化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在社交媒体与其他社交平台上发表言论时，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有意识地表现出对抗击新冠病毒的支持。

传播事实：人们对新冠病毒的预防、治疗知识的不足，会加剧污名化。社交媒体的存在可以使更多人能够低成本地接触到健康传播的知识。

意见领袖发起行动：由宗教领袖或社会名流进行宣传，以减少污名化现象。例如，一位市长在社交媒体上公开直播自己和一位华人社区的领导进行握手。

传播新冠病人及康复者的声音、故事和图像，并且表彰在抗击新冠病毒过程中可能受到侮辱的看护者和医疗人员。社区志愿者在此过程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确保涵盖了不同的种族：各个社区应当共同努力以防止新冠病毒的传播。确保宣传材料客观且不影射任意一个群体。

加强新闻伦理：过度注重个人行为和患者对传播病毒的责任可能会增加污名化。例如，一些媒体专注于推断新冠病毒的来源，试图确认每个国家的“零号病人”。相反，媒体应当报道有关基本的预防措施、感染症状以及何时就医的信息。

加强联系：目前有很多举措可以减少污名化和刻板印象，加强这些措施之间的联系，以创造一个积极的环境，向所有人表示关心和同情。

传播技巧

相比新冠病毒的爆发，错误信息和谣言的传播速度更快。这将会带来污名化和歧视在内的负面影响，阻碍人们对病毒的积极应对。

团结一致、加强国际合作，防止疾病的进一步传播并减轻冲突。

事实将会阻止新冠病毒的传播，而非恐惧。

参考文献

[1] Rachel A. S.& David H.(2014). Infectious Disease Stigmas: Maladaptive in Modern Society. Communication Studies, 65(2),132–138.

[2]Keith W.(2006).Stigma, race, and disease in 20th century America. Lancet,(367),531-33.

[3]Bobbi J. P., Francisco Sy., Kelly H.& Barbara G.(2004). Fear and Stigma: The Epidemic within the SARS Outbreak.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10(2),358-63.

[4]Phli P.& Fred D.(2010). Stigmatization Complicates Infectious Disease Management. The Virtual Mentor,12(3),225-230.

[5] Bruce G L.& Jo C P.(2006). Stigma and its Public Health Implications. Lancet, (367),528-29.

[6]Don C. D J., Sandro G., Melissa T., Susan T.& David V. Stigmatization of Newly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AIDS and SAR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6(3),561-7.

[7]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Emergency Fund.(2020). Social Stigma Associated with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UNICEF, Retrieved from https://www.unicef.org/documents/social-stigma-associated-coronavirus-disease-covid-19

本期编辑：陈敏睿、傅中行、马懿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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